曾和礼：中国的创新力度让世界鼓舞

2008年10月31日，放射医师曾和礼（Elias Zerhouni）博士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任职主管295亿美元资产的院长，工作了6年半之后，任满卸职。NIH是世界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基金提供者。即使机构陷入缩减预算和科研经费申请成功率暴跌的困境中，曾和礼在任期内依旧持续关注创新、多学科及临床研究，设立转化医学中心最早也是由他提出的。

退休后曾和礼博士加盟赛诺菲任全球研发总裁，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院院士，并当选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曾和礼博士。

医药经济报：在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期间，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我主要的贡献是为NIH灌输了前瞻性的理念。即使身处金融危机时期，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减少对已有项目的投入和拒绝对高风险、高价值的新事物进行研究。我自豪于为新的研究者所设立的项目。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规定了某个项目必须要拥有一定数量的新研究者才能够得到基金，使得原本可以得到基金的高级研究者却得不到。面对这种情况，你怎么回应？

我认为，那只是偏见。多年以来，年轻的研究员与具有经验的研究员之间的成功率差别只有5%~6%。我的原则是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

医药经济报：您现在加入工业界，与在NIH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答：作为NIH院长，我更多是做组织方面的工作，负责高达295亿美元的预算，努力推动一些新政策，包括培养人才、筹集资金，开展新的研究项目以及与学术界和制药界进行合作。

来到赛诺菲后，目前的预算是每年50亿欧元，整个研发团队为13，000人左右。工作重点则是把专业知识转化成实实在在、能够改善病人健康的解决方案。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非常多元化，无论在学术界、政府还是工业界，都能给我非常好的体验。在NIH时，更关注美国国内，现在则要关注全球不同市场，包括美国、欧洲、亚洲等，工作变得更具有全球性，要解决全球的健康问题。而赛诺菲旗下的业务非常广泛，有药品和疫苗。可能一个疫苗产品就有几千万人使用；而一种罕见病药物可能只针对十几个病人，这也是很不一样的。

医药经济报：从全球来看，各国政府都在压缩专利药的报销比例，实则通过政策来提高仿制药比例。工业界的创新还会持续么？

答：没错。一方面，各国医疗费用不断上升，而对创新的投入也在不断加大，但成功率并不是特别高。因此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很多国家和政府希望通过限制药价来节省医疗费用的支出，因为，削减医院费用或医生的相关支出非常难。

但我们看到，如果不支持创新，或创新没有带来很好的回报，最终结果就是没有任何新药了。各个国家都希望找到平衡点，但每个国家根据经济情况的不同，做法和侧重点也不一样。有些国家过多地关注对医疗费用支出的控制，忽视了创新。这些国家的制药生物科技公司就不会有任何创新的动力了。德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国政府极力控制和削减医疗方面的支出和成本，制药行业的创新活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